隨著社保降費和統籌的進一步推進，延遲退休年齡成了一個繞不開的話題。

    “近期，社保降費和統籌都在被中央推著往前走，作為頂層設計的一部分，延遲退休也必須要提上日程，如果沒有延遲退休配合的話，社保降費和統籌這兩個目標的實現都會比較困難。”11月8日，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、養老金融50人論壇核心成員董登新接受《華夏時報》記者采訪時表示，延遲退休的大勢已定，按照原來的定調來看，2022年正式實施，也就是說，凡是在2022之后退休的職工都要按照新的退休標準。

  今年年初，人社部部長尹蔚民在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時提及：針對人口老齡化加速發展的趨勢，適時研究出臺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等應對措施。更早之前，人社部曾明確表示：方案出臺后將充分征求意見并經過5年過渡期，到2022年正式實施。

  建議男女退休年齡統一到60歲

  延長并統一男女法定退休年齡，是大勢所趨，是慣例。

  據記者了解，目前發達男女退休年齡大多延長至65歲之上，而發展家男女退休年齡則大多已向60歲靠攏。與此同時，美國已確定將男女退休年齡在2027年從現行的66歲延長至67歲，而且美國規定雇主不得強制要求雇員退休；日本則正在考慮將男女退休年齡從現行65歲延長至70歲，日本甚至還想打造“永不退休社會”。

  就在今年6月，俄羅斯也推出了延遲退休計劃，計劃從2019年起逐步將男性退休年齡由60歲提高至65歲，女性退休年齡由55歲提高至63歲。

  “目前，我國男女法定退休年齡不僅小而且不統一，其中，男性退休年齡為60歲，女干部為55歲，女工人為50歲，女特種工為45歲。作為半邊天的婦女，退休年齡僅為50歲，這既是勞動力資源的巨大浪費，同時也無形中增大了后代的社保繳費負擔。”董登新稱。

  據記者了解，我國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參保人群約為8億人，若按體制類型劃分，其中，城鎮職工參保人數占比為35％，城鄉居民參保人數占比為65％；若按法定退休年齡人群劃分，約有83％的男女參保人是60歲退休，而只有作為女性城鎮職工參保人，其退休年齡低于60歲，這一人群占比約為17％。

  也就是說，在我國基本養老保險的參保人中，超過1億的女性城鎮職工的法定退休年齡低于60歲，而其他近7億參保人的法定退休年齡則全部都是60歲。對比來看，處在就業弱勢的女性“城鄉居民”需要年滿60歲才能退休，而具有就業的女性“城鎮職工”卻可以50歲退休。很顯然，這是制度的不統一，也是勞動力資源的巨大浪費。

  “民眾對于延長法定退休年齡的態度，許多網上調查都是多余而無聊的，因為99％的地球人都是反對延長退休年齡的，不管是人還是西方人，這根本用不著調查，誰不愿提前退休享受？這是人的天性使然，無可厚非。然而，作為理性決策的政府，則必須全盤考慮社會養老負擔，長遠規劃勞動力供求均衡，尤其是隨著人口預期壽命及身體素質不斷提高，以及人們體力勞動的不斷減少，這使得逐漸延長法定退休年齡成為歷史必然。”就此，董登新建議，延遲退休年齡，先將男女的退休年齡都統一到六十歲，這個是相對容易做到的。

  就目前來看，我國實行的是強制退休制度，不得提前退休，也不得延后退休，只要達到法定退休年齡，單位就會強制要求你辦理退休手續，并開始領取退休金。因此，隨著人口老年化加劇，我國后代的社保繳費負擔也越來越沉重。

  至少新增5000萬大媽勞動力

  眾所周知，延遲退休zui直接的好處就是擴大勞動年齡人口規模，降低每個勞動年齡人口供養的退休人數，增加經濟發展的勞動力供給。那么，一旦將男女的退休年齡都統一到六十歲，如何解決就業問題？

  “隨著人口老齡化加劇，我國2.4億老年人對養老服務需求巨大，然而，城鄉社區服務及養老服務平臺卻十分空虛，我們缺乏大量專業化、職業化、社會化的社區服務工作者，包括社工、義工及家庭工人。如果將男女退休年齡統一至60歲，那么，至少可以新增5000萬左右的大齡女勞工，她們可以直接進入社區，充實社區服務，并為社區養老及家庭養老提供專業化、職業化、社會化服務。”董登新表示，這是一舉多得、利國利民的大好事，與此同時，也有利于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輕裝上陣地實現統籌。

  按照管方口徑，我國老年人的養老服務模式為“9073”，即90％的老年人居家養老，7％的老年人社區養老，3％的老年人（主要是失智失能老人）在養老院養老。

  也就是說，我國未來97％的老年人必須依靠居家社區養老，因此，養老服務的質與量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區治理及社區服務的完善。目前我國社區服務空虛，尤其是缺少專業化的社工（社會工作者）、社會化的義工（志愿者），以及職業化的家庭工人（家庭護理及家政鐘點工）。

  就此，董登新表示，如果將我國男女法定退休年齡統一至60歲，那么，先有利于制度公平，讓城市女人與農村女人一樣在法定退休年齡上實現制度平等；其次，可以新增50歲至59歲的城鎮女勞動力大約5000萬人，她們只需要通過職業化資質培訓，這些大嫂、大媽就可以作為專業而熟練的“家庭工人”，直接進入社區服務及養老服務崗位，獲取不菲的高附加值工資。當然，這樣的專業上崗有別于草臺班子的“家政工”，她們將是專業的“護工”、“護理”或家庭工人。很顯然，家政工不再是農民女工的專禾刂，它必須專業升級、職業換代，并使家庭工人真正成為一種體面而受人尊敬的職業。

  除此之外，隨著我國的老齡人口的增加，在職人員的減少，這一增一減之間，直接造成的結果就是職工撫養比的下降。這種情況下，推動延遲退休、開發老年人力資源刻不容緩。

  不過，延遲退休對勞動力的供給不僅是量的問題，更是結構的問題。比如，農村有大量富余人員需要轉向服務業，尤其是涉及老人和孩子的服務業，這部分缺上千萬人的崗位，也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。